在1949年的桂林，他没有服输，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“李代总统”；1965年他服输了，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“老华侨”。
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6月，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；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，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。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，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。
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，据我个人的观察：第一，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——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？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，对他是太孤寂了点。他有时搓点“小麻将”来打发日子。找不到“搭子”之时，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。
李先生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、谈国事。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，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“谈国事”；李公真是一见如故，谈笑终宵。后来我不常去了，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，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“谈谈”；有时我不在家，李氏和昭文也要为“国事”谈了半天。他那一口“桂林官话”和我的“上海老婆”谈起来，据昭文告我也是“吃力得不得了”。
和这些年青的家庭主妇“谈国事”，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。想起北京的“人民政协”之内，胜友如云，吹起牛来，多过瘾！只要北京不念旧恶，铺起红毯，以上宾相待，那自然一招手，他老人家就“落叶归根”了。
第二，他回国，也是受他的“华侨爱国心”所驱使。纽约地区16年的寓公生活，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“老华侨”。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“华埠”街上走走，喝喝咖啡。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，有什么不同之处；而街上的华侨，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；知道的，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。
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，华侨都是爱国的。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、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——是他们谈起来、想起来，感觉到骄傲的中国！
那“十年浩劫”之前的中国，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；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。想想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，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，李宗仁“服输”了。在1949年的桂林，他没有服输，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“李代总统”；1965年他服输了，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“老华侨”。
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“变节”。他如不“变”，又向谁去“尽节”呢？他们对他的“桂系”是深恶痛绝的；他的“桂系”，对他们也痛绝深恶。拆伙了，“党”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。
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。这样一想“落叶归根”，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。
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，还有个第三种原因——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！这就是个晴空霹雳。
1964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，终于遵嘱住院。在病院中，她时时想起“老头子一人在家，如何生活？”越想越不自安，一次在午夜之后，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，她披衣而起，溜出医院，叫了部计程车，径自返家。这位失踪的女病人，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；但是她既开溜之后，决定再也不回去了。
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，衣着一向整齐清洁。她虽不浓妆艳抹，但是淡淡梳妆薄薄衣；虽是半老徐娘，犹自仪态翩翩。纵在身罹绝症之时，仍然轻蜜浅笑，不见愁容。英雄儿女，硬是不愧为顶刮刮的“第一夫人”！
她在真正的“年方二八”——十五虽有余，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，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、李旅长，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，居高临下地看中了。他原是和一位“拍马屁的营长”，躲在城门楼之上，好奇地偷看美人的。可是“一看之下，便再也忍不住了！”（这句话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，和我一起烧“火锅”时，亲口含笑告我的。）因此将心一横，停妻再娶，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“平头”夫人了。
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，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——那时革命风气弥漫，小学生是时常“出队”游行的。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。虽是一位小家碧玉，然天生丽质，心性聪明，年未满二十，便着长靴、骑骏马，率领“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”，随军北伐了。北伐期中的第七军，真是所向披靡、战功彪炳。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、芙蓉小队，尤使三军平添颜色。
从“旅长娘子”做到“第一夫人”，郭德洁言谈接应，均能不失大体。在纽约期间，我看她与洋人酬对，英语亦清晰可用。笑谈之间，不洋不土。平时她也是很有精力的。烹调洗浆之外，开着部老林肯，东驰西突，随心所欲；她那土老儿的丈夫，只好坐在一旁，听候指挥……可恨造物不仁，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，顿罹痼疾；和平安乐的李府，不出数月，便景物全非！
196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，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。时风雨大作。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，我的逾龄老车，颠簸殊甚。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，据医师密告，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。言下殊为凄凉。
我凄然反问：“德公，您今后作何打算呢？”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。为着吃饭方便计，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“舅爷”家附近去住，好就近在餐馆寄食。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，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。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，今日思之，仍觉十分凄恻也。
那时———1965年——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。图书馆内杂事如毛。我周日工作繁忙，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，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，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，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，突然间铃大响，有客来访。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，含笑而来。她虽然有点清癯，然衣履整洁，态度谦和，固与往日无异。
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，便翩然来访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；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。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，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，路过我处，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。志圣则因无处停车，只好在车中坐候，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。
她看来不像重病在身；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，谈了个把钟头，才依依不舍而别。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。两个星期以后，我们才恍然大悟——李夫人此次来访，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；也是永诀了！
归国后，纽约各报与电视，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7月20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；接着便是毛、周等欢宴的场面。举世哄传，这位过了气的“李代总统”，旦夕之间，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。
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一向很接近的人，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。因为美国“联邦调查局”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“搭线人”（middleman）。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“共产党员”。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。为追寻共党，麦卡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，在知识分子之间，余悸犹存，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，因此恐惶尤甚。
原来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，蒋、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“美援”的活动，都有其“一边倒”的政策——蒋派专交共和党；李派则专交民主党。甘介侯那时身任“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”，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。
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，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“失去中国”的责任，庶几以“通共卖国”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、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。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。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，反咬一口，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，来套甘某入彀，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，这样他们的政敌，就要锒铛入狱了。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，未入圈套。
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，则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有辱君命。
据李宗仁告我，某次艾森豪威尔的幕后大员，纽约州长杜威，约其密谈，谓有要事相商。李以不谙英语，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。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，而又嫌台湾的“独裁”，因有意“送李代总统回台，重握政权”云云。杜威言外之意，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，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“从事民主改革”。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，劝李宗仁合作，共成大事。
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之时，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。李说他既在美国作难民，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，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。
李并感慨地告我：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；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，也是事实，“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，这一点我不能做……”
李宗仁当然也知道，做美国人的傀儡，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！
后来李氏回大陆，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，也曾暗喻此事，但未提杜威之名。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威尔闻讯大怒，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“黑色大谎”！但据笔者所知，“谎”则有之，不过说这“谎”的是李宗仁或是艾森豪威尔，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。
（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《史学与文学》，唐德刚 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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